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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没有走西方哲学知性概念思维的路数，而是走了一条独特的象概念的思维道路。

情者生之欲，以好恶而言。与道德主体具有五伦的社会相关性，则理义之心产生道德情感，施以行为，情感是第一义的。

例如，伊藤仁斋强调人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属性，道德是基于五伦关系而得以存在的，因此道德不是绝对的事物，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具有社会契约性质。朱子学的主流观点认为，人欲会妨害道德行为，这屡屡见于实际情况中。（《孟子古义》，第246页）第三，在仁义礼智之性还处于未完成态、未成熟态时，人对道德事物的评价与判断具有片面性，容易被耳目感官所左右。人与人的伦常关系是道德判断的重要依据。并且，孔孟原典所记录的圣人言行，为世人提供了一种善的典范：人之于饮食，虽嗜好各殊，然至于易牙所调之味，则天下皆莫不以为美。

正因为伊藤仁斋侧重性的内容，朱子侧重性的特质，所以二者的工夫论进路正相反对。首先，伊藤仁斋所理解的性是实体，这与朱子对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界分不同。另一方面，与韩愈等人一样，阳明也特别指出，禅学虽也求尽心，却对家、国、天下屑屑于其外，实际上也即是只追求内在的精神受用以独善其身，而放弃对家、国、天下的关怀与责任。

另外，根据钱德洪的总结：滁阳为师讲学首地……当时师惩末俗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居赣则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实功。[22] 关于真德秀《心经》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参见朱人求：《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值得注意的是，朱人求认为《心经》倡导的心法学是与陆王心学迥然不同的心学形态，但从后文对阳明心学与理学道统思想的关联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一判断值得商榷。[13] 有学者指出，心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心学即心性之学，狭义的心学则指以心本体为前提的陆王心学。

另一方面，这一工夫又经常被朱子直接概括为精一，如他说：既察本原，则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进夫纯耳[16]，虽尧、舜之间，亦以精一为戒也[17]。[55] 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上，第64页。

[53] 王阳明：《无题文》，《王阳明全集补编》，第100页。[⑤] 参见陈赟：《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象山文集序》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在于，阳明将十六字心传概括为精一之传[26]。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

但作为官方学术的朱子学，则呈现为另外的形态。因此，源于十六字心传的精一工夫构成了致良知工夫的根源。就形式层面而言，道统涉及的是道的传承谱系。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文化自信本质上是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与创新动力，因此具有可贵的深度。

今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这昭示着阶段性任务的重大调整。

同时，第二个结合为两创走向深入提供了明确的推进方向与理论基础。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理不屈而词穷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因此具有无比的厚度。可见，历史自信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宏阔的历史底蕴与悠远时段，成为我们把握与理解四个讲清楚的重要依据。我们持续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在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上，更加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强大精神力量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从而彰显文化自信自强。

在百余年的踔厉前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继承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可贵精神，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正如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

两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发展创造的基本路径，并升格为适用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路径。其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

一方面，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的思想理论体系。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

伴随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们在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等方面，具有许多值得他国借鉴与参考的经验。唯有更深入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现实指向、理论贡献等诸多问题，我们方能在文化理论上再写鸿篇巨制，于工作布局中开创锦篇绣帙，让这一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愈发深邃丰富，愈加体用一致。历史的总结与前行，少不了文化的提炼与升华。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的总纲领。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和历史高度，不断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由先破后立始，进而破立并举，再到以立为主，形成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身处世情、国情、党情趋于复杂的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回应一系列重要命题的过程中逐步水到渠成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向来是流动不居、变于无形，且常暗流涌动、由隐到显。

其四，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持续理论创新为灵魂。也就意味着，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早就融为一体，共存于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之中。

就所面临挑战的范畴而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革，在文化领域有着至为明显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和舆论环境深刻变化的趋势，面对持续动态变化的诸多文化挑战与难题。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脉相承、不离正轨的理论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后相继、相互支持的贯通点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指出全党要坚定历史自信，之后历史自信这一论断被不断提及与强调。历史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大前提。 精髓要义，著之于篇。

其五，以无数中国人民的现实生产生活为依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形成历史自信，有四重原因，即传承了中华文明深邃的历史精神、担负着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积淀下丰富有机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内生出高度敏感强烈的历史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对现阶段党情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精准判断。为我们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与明确的部署思想引领航向，理论付诸实践。

原创性理论永远是一种思想理论体系最为核心的要义、方法所在。其二，以中国悠久漫长的历史为轴线。